华为总裁任正非
华为总裁任正非的一份企业内部讲话稿，再一次引起了IT媒体的重视。“……干部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。也许2009年、2010年还会更加困难。”
(对应2007年华为收入为125.6亿美元，同比猛增48%，超越北电网络成为全球第五大电信设备厂商。而2008年合同销售额预计将继续增长44%。)
电信设备厂商很快就切身感受到变化，8月在中国电信CDMA采购招标中，阿尔卡特朗讯的报价是140亿元，华为则报出了6.9亿元的所谓“地狱价”。
家庭
任正非，1944年出生于贵州。
具体是安顺地区镇宁县一个小村庄，著名的黄果树瀑布就在那里。
据任正非回忆文章《我的父亲母亲》中记述：他的爷爷是浙江浦江县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。父亲任摩逊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山区，目的是筹建一所民族中学，母亲程远昭也是一名教师。
任正非共有兄妹七人，两男五女，任正非是老大。全家都依靠父母微薄的薪金，一直十分艰难。而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这个家庭到了生存都难以为继的境地。
任正非回忆：我正好在那时念高中，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，天天都是饥肠辘辘，无心读书，我高二还补考了。我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，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。
“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，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，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。不是这样，总会有一个、二个弟妹活不到今天。”
19岁的时候，任正非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，学习暖通专业。该校1952年10月建校时，校名是重庆土木建筑学院。1954年4月更名为重庆建筑工程学院。1994年再次更名为重庆建筑大学。属建设部主管，与重庆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。2000年5月31日合并入新的重庆大学。
很多年后，任正非谈起自己当时的学习：比如说我英文不好，是现在不好，但是不等于说我外语能力不行，我在大学可是外语课代表，我那时还自学了英语、日语，都能简单交流，看书了。
大学期间，任正非的父亲受到了文革的波及，被关进牛棚，他的弟弟妹妹回忆，“头带高帽，满脸涂黑，反捆双手，还一边被人拳打脚踢，有时还被踢倒在地……”任正非收到的家信则是：要划清界线，争取自己的前途……出身问题看本人，你不要受什么影响。不过他的弟弟妹妹还是受到了影响，不能进一步求学了。
任正非去探望父亲，父亲说：“记住知识就是力量，别人不学，你要学，不要随大流。”
大学毕业时，已经到了文革的晚期，由于文革已经波及到太多人，任正非的出身问题变得不突出，于是入了伍。任正非在军队中从事研发工作，并逐渐成为领导，不过基于他的出身问题，虽然集体和下级不断获奖，但是他从未受到过嘉奖。
但是在1976年之后，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荣誉接踵而来，1978年3月33岁的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，6000人的代表中，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，同时他也属于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。
此后任正非的父亲被平反，而任正非也入了党，并且参加了“十二大”。这次会议涉及到一个议题，就是裁军，任正非所在的部队被整建制裁撤。于是已经是团级干部的任正非复员转业了。
他的爱人先他来到深圳南油集团工作，随后他也到南油集团下属的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。有一个电视剧反映那么一个时代背景，1982军委调基建工程兵两万人到深圳执行基建任务，第二年他们被集体转业并组建为地方国有建筑企业，由于不适应市场竞争，一度几乎到无饭可吃的地步。这也是任正非当时的困惑。
与此同时，家庭也出现了问题，他和已经成为南油集团高管的爱人观点不一，最终这个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家庭解体了。
巨大中华
“后来也是
当时任正非把已经退休的父母接到深圳，父母、侄子与任正非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的小房里，在阳台上做饭。“当时在广东卖鱼、虾，一死就十分便宜，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、死虾吃，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!”
1987年，已经43岁的任正非以两万四千元资金创办了华为。初期的时候，是凭借特区一些信息方面的优势，代理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，从香港进口到内地，赚取差价。
上世纪80年代，国内使用的通讯设备依赖于进口，所谓的“七国八制”，即美国AT&T、加拿大北电、瑞典爱立信、德国西门子、比利时贝尔、法国阿尔卡特，以及日本NEC和富士通。
1991年9月，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，最初的50多人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。事后一名员工在接受《深圳商报》采访时回忆：“一层楼既是生产车间、库房，又是厨房和卧室。十几张床挨着墙边排开，床不够，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。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员工，累了睡一会，醒来接着干。”
12月，首批3台BH-03交换机包装发货。事后员工获悉，公司已经没有现金，再不出货，即面临破产。
1992年，华为的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，当年产值达到1.2元，利润则过千万，员工超过100人。
这个阶段，正是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时候，不过华为没有卷入，任正非事后强调：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，不可能是这种泡沫的世界。任正非将所得投入到容量更高的C&C08交换机。
此时，跨国公司已经在市场确立了优势，而华为只是一个新品牌。于是任正非决定“农村包围城市”，采取人海战术，覆盖农村市场。1994年6月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说：在当前产品良莠不分的情况下，我们承受了较大的价格压力，但我们真诚为用户服务的心一定会感动上帝，一定会让上帝理解物有所值，逐步地缓解我们的困难。
1996年，作为“走出去”的第一步，华为向香港和记电讯提供了C&C08机。华为专门设计了壁挂式的远端模块，以适应较小的机房;并且提供了号码携带NP功能，以满足号码迁移。
当然最初抓住交换机机遇的不仅仅是华为，当时通信制造领域势头最好的四家企业，巨龙通信、大唐电信、中兴通讯、深圳华为被并称为“巨大中华”。1998年，华为销售收入89亿元，规模最小的大唐是9亿元。
脱颖而出
但是此后，四家企业的差距开始迅速拉大，2001年，华为的销售收入255亿元，利润20亿元;中兴销售收入93亿元，利润5.7亿元。大唐销售收入20.5亿元，巨龙销售收入则仅有区区几个亿。
2002年5月《人民日报》刊载《“巨大中华”今日为何差距这么大》一文，文中指出：华为是民营企业，其余三家都是国有企业。但不同的是，中兴不仅是上市公司，而且采取了国有民营的运作机制。大唐也是上市公司。
华为公司几乎从一开始，就实行了全员持股，限于当时的体制环境，属于偷偷进行，直到199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《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》之后，才对外公开并随即进行改制。
机制只是一个方面，从1997年开始，华为从IBM、Towers Perrin韬睿咨询、The Hay Group合益咨询、PricewaterhouseCoppers普华永道以及Fraunhofer-Gesellschaft弗劳恩霍夫协会，引入了流程变革、员工股权计划、人力资源管理、财务管理和质量控制各个方面的外部咨询。
同一时期，华为开始同德州仪器、摩托罗拉等公司成立了联合研发实验室。截至2005年6月，华为共有10所联合研发实验室。
《在矛盾和平衡中前进的“狼群”》一文中披露，华为在对研发持续投入之后，开始着力改善企业形象，甚至提出“省钱的不是好干部”。从1995年开始，华为公司要求所有办事处都从民房搬到当地的星级
